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1946年5月5日，南京城里到处敲锣打鼓、挂满彩旗，热闹得很，蒋介石踩着大红地毯走进国民政府大会堂，正式宣布“还都南京”，在大家庆贺抗战胜利、庆幸活下来的欢呼声中，这位手握大权的领导人大概觉得，回到孙中山先生定下的首都，就是给抗战画上最圆满的句号。
但历史学家钱穆不这么看，他反倒觉得，这根本不是凯旋，而是蒋介石政权倒计时的开始，
其实早在1945年9月日本刚投降的时候，钱穆就写了一篇犀利文章叫《战后新首都问题》。
他直接挑明：如果不把政治中心搬到北京或者西安，这江山迟早要丢，这可不是读书人随便吓唬人，而是他根据地缘政治做的一番“病理分析”。
钱穆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往下滑”——从西安到洛阳，再到开封、南京，就像一盆水从斜坡上流下来，越来越往东南方向富庶安逸的地方跑，这种滑动，其实意味着一个政权逐渐失去了开拓进取的精神。真正有雄心的政权，应该把首都放在“逆势”的位置——也就是不那么舒服、甚至有点艰苦，但却能掌控全局、直面挑战的地方。
南京在钱穆和更早的学者章太炎看来，南京就是个“温柔乡”。
地理位置上也明显有问题：那时候中国海军很弱，南京靠着长江、离海又近，敌人的军舰一来，首都就直接被堵在家里打了。
1937年南京沦陷的惨剧才过去没多久，蒋介石好像已经忘了疼，更麻烦的是经济上的失衡：当时中国的发展全都堆在东南沿海，广大的西北内陆却越来越落后、越来越穷。
钱穆苦心劝告：只有把首都往北方、往内陆“硬拉”，才能带动全国均衡发展，甚至连1944年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都看出来了，他说西北大陆才是中国复兴的“正门”，沿海城市不过是列强来做生意的“侧门”。
但这些大道理，终究没拼过蒋介石自己的小算盘。
南京离江浙财团近，接收日本和伪政府财产也方便，去西安吃黄土？去北京钻胡同？对已经习惯了南京安逸生活的官员来说，太辛苦了，蒋介石选择了舒服的“顺势而下”，却没意识到北方正在形成巨大的权力真空。
结果正如钱穆预料的那样，躲在长江以南的政权，对北方战局的变化反应越来越慢，当南京的官员还在十里洋场吃喝玩乐的时候，历史的车轮已经在北方加速转动。
1949年9月，新政权用近乎“强硬”的方式纠正了这种地缘上的扭曲，在选首都的时候，南京因为“旧政权气息太重”“脱离群众”被第一个排除，西安虽然位置好，但基础设施太差；哈尔滨又太偏，最终，1949年9月27日，北京被定为新首都。
这不只是换一个城市办公，而是中国政治重心从南方移回北方的一次大调整，它把国家的注意力从安逸的南方拉回到了必须保持清醒和警惕的北方前沿。
现在回看八十年前这场定都之争，会发现钱穆当年坚持“逆势定都”不是没有道理，一个政权开始贪图安逸、选择最舒服的地方待着，往往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不愿逆水行舟的掌权者，最终总会被顺流而下的历史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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